《花园与父亲》新书分享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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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子之间的敌意，原来是如此的根深蒂固。他处处约束你，打击你，损毁你，你会觉得他有多么蛮横，多么恨你，平时你只是没有诚实地去体会，因而感受不到。

当他病了，你开始掌握他生命的长度和质量——你终于“僭越”了，然后突然发现，原来父子之间如同游击战一般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。你一步步建立其对他的优势，直到你真的意识到父亲的身体开始衰老，恻隐之心悄然降临。

就像《花园与父亲》里的这对父子。

01

“无所适从”

“我”（《花园与父亲》书中的儿子，作者黄鱼）一家刚搬进新居，日子正要安稳下来，父亲就被确诊为前列腺癌。从此以后，我便成为父亲的顾命大臣。

权力是什么时候开始倒过来的？

也许是在确诊的那一刻。也许更早——在父亲尾随儿子下到地下室、躲在楼梯转角偷听电话的那个下午。

我不想让父亲听见通话内容，不想让他清楚病情的严重程度。我特意走到地下室去打这个电话。但我完全没有料到，父亲会悄无声息地跟下来，躲在楼梯后面，探出半个脑袋，一字不漏地听完了“我”和表兄的全部通话。

父亲确诊后，我第一时间接管了一切。我把病情资料拿过来，父亲什么也不说，自觉地拱手相让。分不清是我主动要的，还是父亲主动给的，总之，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，父亲难道这么轻易就缴械了？仿佛经过漫长的攻防拉锯战，一夜间攻陷了某处顽固的堡垒——居然有“得来全不费工夫”的感慨。

很难说落到我手上的是什么东西，暂且称之为世袭的权力吧——原来权力并不是凭空而来的，必定是先有那么一种权力在，然后通过某种世代交替的方式，落到你的手上。很多由父亲说了算的事，现在统统由我说了算，包括但远不止于诊疗事务。更何况诊疗事务表面看起来碎屑、拖沓、劳顿，但事关父亲性命，可不是小事一桩呢。

确诊后的第一个阶段，是“无所适从”。

长期习惯了对父亲的依靠，现在一下子天翻地覆，甚至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看轻了他，好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。这个激起了使命感、兴奋、不安等诸般情绪的过程，可以用“僭越”来概括，而所谓尽孝心，那只是权力的伪装。

确诊后的头半年，我上网囫囵吞枣地查了很多资料，一知半解地记住了好多新名词：根治手术、手术预后、姑息疗法、药物去势、五年生存率……我把Gleason评分是恶性程度最高的10分这个事实藏了起来。每次去省一医院，我都会仔细将药品说明书藏匿，那上面写着“用于晚期癌症治疗”。父亲戴了老花镜一阵好看——我当然知道他在找什么，就是不告诉他。

“什么也没有呢，”父亲把头摇摇，“这是个什么病啊？看不到摸不着，不痛也不痒。”

我说：“这个病就是这样的。”

“那么，”父亲小心翼翼地问，“接下来会如何？”

我说：“接下来也会这样。”

02

“平静”和“溃败”

第二个阶段，是治疗进入轨道后的“常态”。

每个月打一针，查一次血清，PSA一直维持在正常水平，就算是前所未有的、极其凶险的癌症，好像也变得如此平静。父亲开始觉得这个病也许没那么可怕。我将病情资料交还给父亲，让他自己保管。我认为父亲应该对生保留一份希望，我是给予他希望的那个人。父亲果然精神为之一振，把资料整理得四四一十六，他甚至主动找事情做——造花园就是在这个时候提上日程的。

“春天到了，不冷也不热，”我对父亲说，“我们把草坪弄一下吧。”

父亲会清楚地记着左右臀部已经各挨了几针，均匀分配它们挨针的次数。他转头看着我，带着那么一些茫然：“怎么弄？”

他配合到位，护士几乎无需弯腰，即可稳、准、狠地完成一系列动作，把药水推进父亲抬得够高的臀大肌。

“门口挖一个水池，种几棵树，弄得像个花园。”我说

“那就快点弄吧。”父亲说。

在第二年春天，为了不让日子白白地过去，我和父亲决定一起建造一个花园。

我们把门口的草坪挖成一个水池，又在水池中央的花坛里种下了一棵栽培多年的五针松。接着又在花园别处，种下了一株蜡梅，一株三叶木通。都是一旦种下去，从此轻易拿不掉的。

我是这样想的：当父亲有一天看了花园最后一眼，印在他脑子里的这个花园将会原样保持很多年，可以被继续活在世上的家人们，日复一日地看着。

只历经了两个寒暑，花园就已经迅速蹿高，一年一大截，赤橙黄绿，亮闪闪，簇簇新，在风中摇摆。

又过了三年，花园里草木葱茏，水池里还养了鱼。墓地也选好了。

第三个阶段，是耐药性出现后的溃败。

耐药性迟早会来，我和父亲能做的不过是慢慢地等。终于，内分泌治疗失效了，PSA势如破竹地一路攀升。化疗成了唯一的选项。每二十一天一个化疗周期，像钟摆一样精准，我在这二十一天里疲于奔命，一年到头都在应付、救急，被病情牵着走。每三个礼拜一次的化疗，简直密不透风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然而，即使如此，当十次甚至十五次化疗都做完之后，便再也无计可施。

小区里住我家对面的老黄，每次走路撞见父亲，都要拿这事摆一摆：喏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走来了，一个活人，竟然能做十一（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）次化疗，岂有此理！每做完一次化疗，PSA就会暂时蛰伏一阵，但那狂飙突进的势头，根本压不住。短短小半年，父亲总是因为各种突发情况——摔倒了、肺部感染了、肝功能衰竭了、白细胞下来了等等——而紧急住进医院。八月份父亲在中西医结合科病房住了两次院，出院时，医生两次在出院单上，写明父亲属于前列腺癌“晚期及转移”。我从未告诉过父亲这是个什么病。他知道是癌，但未必知道是重度。

当“癌症晚期及转移”的字样出现在住院单上，父亲心里已经是惊涛骇浪了吧。父亲的骨痛在加剧。他不再工工整整地记录自己的病情，每天只躺在躺椅上，用塑料吸管喝水，只吃撒了一丁点椒盐的白米粥。闹了好几天的牙痛，想去拔牙，但好几个牙医一听说做过十五次化疗，都不敢下手，便一直拖着。

多日没下楼的父亲，破天荒地拖着脚步下楼来了，颇为声张地整理起那只装病历的公文包，好似要重新披挂出征。

“跟你说了几次，你都不带我去。”他说。

“我是问过牙医的呀，问了好几个，都说像你这样子，是不能拔牙的。”

“已经掉了一颗了，还说不能拔，”他哭出声来，老泪零落，“连牙齿掉了，我都不得知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”他像个小孩一样，用手背将滚落的泪珠抹开：“这里还有一颗呢，还有一颗，怕也会掉到哪里去也不知道。”

他把嘴张开，伸进一根手指，想把某颗牙齿指给我看，但他的嘴又合上了，因为此刻，他更需要的是失声痛哭。

父亲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自己的角落里，自己的世界里，一个我们不太愿意去靠近、去了解的地方，到最后，再也回不到我们这里。

03

“怜悯”和“不舍”

在一个寻常的夏日早晨，父亲昏迷了过去，在医院里弥留了两日，非常平静地死了。

我和殡仪馆工人一起抬着父亲从楼梯下去。朝霞满天，熙熙攘攘的人群纷纷闪开。我想起小时候在村堂里被大人捉住做考试题的事——"你到了多少岁，你的年纪正好是你爹的一半？"

小时候我一遍遍地算过：

我十五岁，父亲四十五岁，三分之一；

我十岁，父亲四十岁，四分之一；

我六岁，父亲三十六岁，六分之一；

我五岁，父亲三十五岁，七分之一；

我三岁，父亲三十三岁，十一分之一；

我二岁，父亲三十二岁，十六分之一；

我一岁，父亲三十一岁，三十一分之一；

……

再往前，我就没有了，我是个零，父亲是我的无数倍，我还不是我，父亲就是我。往后算，则是这样：

我二十岁，父亲五十岁，五分之二；

我三十岁，父亲六十岁，二分之一，刚好一半；

我四十岁，父亲七十岁，七分之四；

我五十岁，父亲八十岁，八分之五；

我六十岁，父亲九十岁，九分之六；

我七十岁，父亲一百岁，十分之七；

如果父子俩一直活下去，我将无限接近父亲的年纪，将约等于父亲。现在，我终于成了那个因为父亲死了，而幸存于世的人。

父亲不再是你与之对抗的那个人，全世界都不再有那么一个人值得你与之对抗，你失去了那么一个对象。

然后你会发现一个不愿意承认的事实：你其实怜悯他，舍不得他。

你无法完全恨他，也无法完全爱他。

这不是传统的父子故事，也不是那种刻意煽情的临终关怀主题。这是“我”这样一个普通儿子用充满无数种复杂情感的目光，审视自己，审视父亲，审视万事万物，像用鞭子日复一日地抽打，最终才意识到两代人的彼此较量和互相眷恋。

作家黄灯说：“这部作品不仅是难得的疾病叙事，也是幽微的精神探索，在当下的非虚构写作中具有特别的意义。”

活动时间 ：4月18日（周六）晚19：00-21:00

活动地点：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8号 PAGEONE书店（五道口店）2F

主办方：PAGEONE x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x 北京贝贝特x 澎湃镜相

活动嘉宾：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胡泳；知名作家、编剧 笛安；《花园与父亲》作者 黄鱼 ；资深媒体人 宋晨希